日前，学术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以论文作者编造审稿人和同行评审意见为由，撤销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所刊登的107篇论文。此次被撤稿论文的作者全部来自中国。对此，有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看到了，几乎无言，但目前学术生态很不健康，出现这样的丑闻，也不惊讶。”

“同行评审中涉嫌造假”早已有之，2015年8月，施普林格宣布撤回旗下10个学术期刊已经发表的64篇论文，而这些论文均出自中国作者。早在2015年3月，英国出版社BMC宣布撤回43篇学术文章，其中41篇出自中国作者。在这两起“撤稿风波”中，出版商均给出了“同行评审中涉嫌造假”的理由。

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安诺杰表示，此次撤稿事件是2015年撤稿事件的延续，《肿瘤生物学》杂志利用2015年撤稿事件掌握的虚假同行评审信息反查了2012-2016年发表的所有论文，从而发现这批被撤论文。

“撤稿风波”引发舆论热议，同行评审屡次涉嫌造假，究竟折射出哪些问题？

一问：同行评审是否存在“漏洞”？

记者了解到，由于科研考核的压力以及语言障碍、投稿困难等因素，近年来，不少科研人员通过“第三方”机构代理发表国际论文。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参与造假的这些“第三方”机构，对行业和期刊都比较了解，对论文发表流程比较熟悉，容易找到论文发表的“关键点”。

近年多次撤稿的原因均涉嫌同行评审造假。据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介绍，同行评审是国际学术论文出版管理的一个基本审稿制度，即让同行专家评价论文是否有价值，以及如何进一步修改等等。同行评审是国际学术界一个通行的做法，因为隔行如隔山，尤其是一些新的、微观的领域，一些学术杂志并没有足够的专家库来完成同行评审，因此并不是完全依赖自己的专家库完成同行评议的，而是作者可以提供同行专家名单，选择使用，以帮助完善这个评价。

专家分析，同行评审造假的一种方式是虚构同行评审专家，给出有利于论文发表的评审意见，2015年以来连续多次撤稿事件的原因就是中介机构发现国外的同行评审可以推荐专家，于是就出现了假造专家的情况。而这一次的造假，则是另外一种方式，中介机构采用真实的专家，但虚构联系方式地址（邮箱），目的就是自己评价自己，最后实现发表论文的目的。

对于屡发的撤稿事件，有人质疑学术期刊采取的由作者推荐审稿人的制度，存在漏洞，进而学术期刊也难辞其咎。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学术期刊请投稿人推荐审稿人的制度，是在国际学术界实行多年的规则，但因编造审稿人和同行评审意见而被撤稿的，在外国学者身上，只是个例——极少数学者会利用规则所谓的“漏洞”。充分利用这些“漏洞”，把原因归究于这些“漏洞”，恰恰表明国内学术界缺乏基本的学术尊严与荣誉意识。

二问：学术评价制度是否需要改革？

“这次的曝光，也许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表示，论文因虚假同行评审问题大面积被撤，与我们的科研考核体制有关，现在的科研考核体制倾向于重视论文数量，而不是质量，基本上以发表刊物的级别来简单地论定文章的质量，而且常常是在海外发表的文章，认定的级别更高。

在顾海兵看来，一些地方规定，在国外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可以拿到一万、两万、甚至十万的奖金，在这样的高利润指挥之下，很容易使人铤而走险。

广西大学校长赵跃宇表示，中国的学术评价制度必须进行改革，要从对发表刊物的影响评价、对个人成果集成等非学术核心要素的评价回归到对研究工作的创造性评价。

陈志文表示，把论文频繁造假，归因于以论文评价人，这是经不起推敲的。他反问道，国外就不这样评价吗？国外与我们的区别只是我们更惟论文而已，但他们绝不是不看论文。表面看是诚信问题，但再进一步，就会发现，实际上是过于功利化的文化特性的体现而已。

三问：科学道德教育如何加强？

除制度的改革外，赵跃宇表示，应该把严谨治学态度贯穿于学术人员培养的全部过程。科学研究对中国学者而言，比较多的是强调研究技能、方法的教育，对科学精神、科学道德的培养有时候没有那么较真，特别是对于一些学术人员等出现一些小的学术不端行为的时候，考虑保护的多、严格批评教育甚至处置的少，对其他学术人员的感觉是犯错不要紧。

“该举起板子的时候举起板子。”陈志文表示，解决诚信问题当然是根本，逐步改变我们的功利文化传统也是根本，但这些都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过程，目前最有效的，还是需要严惩，斩立决，让舞弊成本大到不敢尝试，不敢犯险，让舞弊者因此丢掉一切，职称，职位，待遇等等，甚至是法律的惩处。

赵跃宇强调，科学精神、科学道德的教育是科学教育的基础，就好像穿衣系扣的第一粒。科学精神、科学道德的培养既需要整个科技界学者共同维护，也需要每个学者个人努力践行。学者们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参加到对其他人的学术评价工作中甚至对学生的教育中，实事求是、严谨治学，不做假、不拼凑、不浮夸、不唯上，独立思考和发表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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